港,并下令各地不得与扶余人贸易,“举凡贩私者,满百钱辄论罪;盈贯者,杖八十枷十天;五贯者徒一年;十贯者配军戍边。”虽然这个禁海令只是针对扶余,但高丽国与扶余接壤,形貌相似语言也相通一一两国的官方语言都是长安腔的中原话,因此很难辨别出谁是高丽人谁是扶余人,于是大赵与高丽的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禁海令之前,明州每年往来高丽的千石以上大海舟不下二百艘,其余小船无以计数,禁海令实施以后三年的时间不到,大舟数量便骤减至每年数十艘。以后去往高丽的船只逐年递减,到宪宗年间,常年往来于明州高丽之间的海舟只剩下十数艘而已。千石的大海舟不再向北方航行,百石的小海船自然也没有胆量独自踏上这条危险的航线,这条曾经繁忙无比的从明州和扬州出发去往高丽的海上商路,最终萧条下来。在最为凄凉的东元十年和十一年,接连两年,在明州市泊司登记去高丽的船只竟然连一艘都没有。
向北的航线不再繁忙,商路几近断绝,再加上朝廷把原本设在明州的船舶司衙门转到了泉州,在广州新设市舶司衙门,本地只设了一个负责登记船只进出与征收货税的市泊司,而市泊使也不再如过去那样由浙东转运使兼任,而是由转运使另外委派一个从八品的官员担任,喧嚣一时的海上贸易顿时便是一落千丈。虽然有不少海商转而南下开辟新的航路,想去到真腊去做贸易,但真腊及真腊以西的地方是泉州、广州和福州等地海商的传统势力范围,经过上百年的经营,营务得如同铁桶一般牢固,后来的明州人怎么可能在短时间里打开市场?因此,除了少数几家资本雄厚的大海商,其他的人莫不是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不得不把目光从海上转到国内,从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里回到靠天吃饭的土地上;或者,就是借着本地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在南方港口与中原腹地之间来回奔波着做点差价买卖,靠着别人手指缝里漏出来的那点残羹剩饭挣点辛苦钱。随着这些变化,繁华一时的明州城也渐渐衰败下来……
但这还不够。就在一个月前的四月中旬,朝廷突然发来一道公文,下令明州所辖各县片帆不得下海。这立刻教当地人心惶惶。五天之后,又发来一道更加严厉的文书,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埠的船舶,只要靠岸就再不许离敢,有违犯者按通敌论处。紧接着,浙东路的各地驻军就开始整哨整营地向明州方向移动,旬日之间,一城四县通向外地的陆上通道就全被堵了个严严实实。不仅如此,那些被堵在码头不得回去的倒霉船家水手们还说了,他们看见外海上至少有百十条兵船在穿梭来回,其中不仅有明州当地的水师,还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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