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区以及长江流域春夏大豆区划分出食用大豆区和高油大豆区，以实现专业化生产；第二，通过大力组建农民合作社，推动土地流转，实行大豆规模化种植；第三，他们请求中央、银行在政策上向大豆种植合作社倾斜，同时鼓励国内大豆加工商优先采购国产大豆……”

　　“因此，不管是基于嘉谷的构想，还是基于嘉谷的组织动员能力，我都建议由嘉谷来主导‘嘉豆13号’的全国推广工作。”胡其远态度明确道。

　　“你这是想在大豆产业中同时全面推广规模化经营吧。”下面有人忍不住反驳了，赞同声同时响起——让嘉谷主导“嘉豆13号”的全国推广，基本上可以说是将国产大豆产业交到嘉谷手上了。

　　现场无论是那个部门的代表，都是能影响部级立法的天之骄子。对于这样一群天之骄子来说，要他们集体赞同某个人是非常困难的。

　　更何况，这其中还关乎着当代中国农业转型的“派别争论”。

　　农业规模经营之争、农业资本深化之争、农业技术选择之争和农地制度变迁之争，可被称为当代中国农业转型具有代表性的“四大争论”。

　　后两者暂且不提，前两者在“嘉豆13号”的推广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很显然，嘉谷是认为，国产大豆的小农经营与现代农业要求背道而驰，“嘉豆13号”一出，国产大豆具备了全面发展规模种植的条件。

　　出言反对的人则认为，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合理性，中国应支持小规模农业生产而非推动农业规模化。

　　两派观点都有相应的立论基础，其旷日持久的交锋难解难分，因此胡其远早有准备。

　　他侃侃而谈道：“大家都应该认识到，我国农业效率不高，竞争力不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土地规模过小，制约了农业效率的提高。”

　　“我们现在农产品的成本绝大多数都比国际市场高，比如说粮、棉、油、糖、肉、奶，这都是老百姓生活不可离开的产品。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产不出来，而是产出来的比人家成本高得多，就给了国际农产品进入我国的机会，压缩了我国农产品的利润空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的大宗农产品中，玉米、食糖、牛羊肉等产品的成本与国外的差距都在拉大，只有水稻、大豆和奶类的差距在缩小，为什么？最直观的原因，就是这三者都因为有嘉谷的参与，实现大范围的规模化经营，从而将平均生产成本拉了下来。”

　　下面又有人开口了：“你这只考虑农业的效率和农产品的竞争力，不考虑农民的出路在哪里？规模化就意味着强行让农民离开土地，他找不到更好的就业，不能获得更好的收入，那是要出大问题的。你想过依赖于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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