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分忧，为国尽责，忧是意识，责是承担，奉献则是一种选择，字里行间蕴含了一种党和国家的分合关系，服务于国家的政党，军队属于政党亦属于国家；脱离国家利益不顾，罔顾民生，军队亦脱离政党为民奉献，难道这就是文建阳和汉华军的则向标准？陈诚反复自问。

　　陈诚丝丝缕缕的不悦则完全是因为于学忠明知自己所问之意却避而不答。

　　于学忠明白陈诚不悦在于何因，也知道自己和重庆军委会的间隙，当自己在‘西安事变’之前参加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中支持‘兵谏’并在‘八项抗日主张’上签名时自己就同蒋介石产生了裂痕而且这种裂痕又因为自己对延安政权廉洁的公开评价而无限扩大再无修复的可能，于学忠自己很矛盾，因为地理关系，于学忠远比重庆国民政府更能便捷性的搜集到有关汉华军实质性消息，从军人的角度分析文建阳和汉华军，无可挑剔；从政治层面分析，历经东北易帜、西安事变、联合抗日所有风云的于学忠有卓越的政治预见能力，在于学忠思维中，汉华军根据地模式似乎是一种糅合了延安政权和重庆国政府两家之所长的模式，潜在的就是对延安政权和重庆国民政府的一种挑战，隐约的于学忠能感觉到未来国内格局三足鼎立局面而且极有可能是汉华军占居主导模式，自己和国民政府的裂痕无法修补，延安政权自己赏识但情绪中又有一丝微妙的抵触，而在合肥疗养期间的观察和同方叔洪、翁照恒深谈之后自己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陈诚的言辞已经投射出国府对自己的警惕和对文建阳的预防，经历‘西安事变’之后这种政治的角斗让于学忠自内心疲惫。

　　于学忠平静的神色掩盖住内心的波动开口：“陈司令，孝侯大意遭受日军特种部队袭击，有心杀贼，但无力披甲，至于文将军，陈司令可促膝长谈，自汉华军成军以来，屡屡主动对日作战，连战连捷，扬国威，誓血仇，汉华军和军政府在对日军事行动以及同汪精卫特务机构，日军情报机构对垒中均有拍案叫绝的联袂行动，日军虽然连番受挫，但底蕴犹在，远未到伤筋动骨之地，说国内抗日形势明朗为时尚早，文将军对抗日形式以及国内外政局见解深远，解析犀利，陈司令敞胸纳怀，定然有耳目一新之感”

　　作为蒋介石左膀右臂，陈诚也知于学忠心理，陈诚敬重年长自己的于学忠，见于学忠建言自己求解文建阳便不在深入话题，探问伤势，浅谈逗留近一小时之后告辞离行。

　　除了唐宫、犹太人定居点和高科技研究所等绝密机构、涉密科研项目以及明间谍学校等设限区域，文建阳对陈诚一行人敞开了一切，当陈诚自汉华军车辆研究所以及淮南汽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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